在人们关注关税战的同时，普遍关注的是那些频繁登上新闻的进出口贸易关税数字，其中最高的关税比率一度高达145%。经过日内瓦的谈判协商，美国针对我国所加征的那部分关税，目前已降至30%。

但这篇文章讨论的跨境电商关税，并非这个数字。

长期以来，跨境电商得以享受一项外界鲜为人知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一被称为“小包免税”的举措，直至今年特朗普重新执掌政权后，方才被废除。

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跨境电商实现了迅猛发展，其中小包免税政策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简言之，从事跨境电商的人员过去大多无需缴纳税款。在特朗普调整政策之前，由于单件包裹的价值普遍不高（按照美国的规定，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包裹被视为小件，可享受相关政策），在人工成本较高的国家对这些包裹征税显得不划算，于是便采取了免税的措施。

该政策起源于万国邮政联盟，其设立初衷在于便利民众进行跨国小额包裹的邮寄，并非针对商业活动。然而，我国商家迅速抓住这一机遇，将其转化为商业上的优势，这恰恰是众多跨境电商企业实现盈利的核心——免税的优惠政策使得从业者得以完全免除关税的负担。

相较之下，常规贸易通常涉及缴税义务；比如，工厂向沃尔玛提供商品，在疫情爆发前的首轮关税冲突中，特朗普已经对相关商品征收了20%的额外关税。

我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两大领军企业Shein与Temu，其过往的运营模式主要依托于小包裹免税的商业模式。

如今，这一原本脆弱的基础已被撼动：特朗普起初对小包商品征收了超过100%的关税，而近期这一税率已降至54%。

此次调整的54%原因，可追溯至5月12日中美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之后，由白宫独立颁布的行政命令。该命令将一般贸易关税从原先的145%下调至30%，而小包关税则从120%降至54%，但两者的降幅并不相同。

后者对Shein这类企业产生的冲击远远大于前者——众多跨境电商的包裹大多以“小包直邮”的方式抵达美国，并依照这一规定缴纳税收，而非通过常规的贸易途径。

即便税率有所降低，但高达54%的关税依然对我国的跨境电商商业运营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核心区别体现在税收计算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对于一般贸易，税收是以工厂的出口价格作为计税依据——以沃尔玛的10美元采购成本为例，在30%的税率下，所承担的税额仅为3美元；若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格为30美元，那么关税在售价中的占比仅为10%。

跨境电商在征税时需依据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费用来确定税额。以30美元的零售价格为基准，若税率达到54%，则税负将高达16.2美元，这一数额超过了售价的一半。

除此之外，通常在一般贸易中，人们可以通过分解货物的价值（例如，将设计费、服务费等单独列出）或者故意低估货物的价值来减少应纳税的基数。然而，在小包直邮的情境下，征税的基数被固定为商品的零售价格，并且消费者实际支付的金额在系统中更加清晰且难以被篡改。

更为严重的是，跨境电商在物流成本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为了确保运输速度，电商平台普遍选择航空运输，而传统贸易则主要依靠海运。

在跨境电商领域，选择航空运输，消费者从我国下单至美国收货，一般需时7至14天。相较于我国消费者普遍期待次日送达，美国消费者对配送速度的容忍度更高，故此等待时间尚在可接受限度之内。若改用海运，时间将延长至两三个月，这样的配送速度显然无法满足电商消费者的需求。

对于急需的商品，消费者倾向于在本地实体店购买，或者选择亚马逊等拥有本土仓储服务的平台进行购买，这些平台的配送服务通常只需3至4天即可完成。

观察可见，跨境电商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其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然而这一优势的代价却是高昂的物流费用。在此之前，小包直邮模式凭借免税政策这一优势，成功弥补了物流成本上的不足。相比之下，一般贸易虽然物流成本较低，但必须缴纳关税，并且响应市场变化的速度较慢。

在加上54%的高税率之后，跨境电商相较于一般贸易的优势遭到了全面削弱；从原本的零关税变成了实际税负的超过，再加上物流成本的差异，跨境小包直邮模式的商业竞争力显著下降。

在政策调整之后，小包直邮业务既要承受高昂的运输费用，又要面对沉重的关税负担，其竞争力中只剩下“快速响应”这一优势尚存。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撤销小额免税政策或许会激起一系列连锁效应。欧盟和日本已经显示出对类似政策调整的研究兴趣，然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推行却遭遇了税务征收效率方面的难题。

以2023年的统计数据为参照，中美两国之间的快递包裹数量达到了13.6亿件，平均每天有400万件，这一数字相较于2015年增长了六倍之多。在这些包裹中，商业包裹的比重显著高于个人邮寄，主要来源于Shein、Temu和亚马逊这三大电商平台。

特朗普在本年度提出对小包裹实施征税，美国海关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勉强完成了这一规模庞大的通关任务，然而，欧洲的处理能力却显得更为薄弱。以法国为例，其日均处理的100万件包裹已接近其处理能力的极限，鉴于此，欧盟及其他国家或许会考虑征收固定的手续费，比如对每个包裹征收2欧元的固定费用，以此来简化整个通关流程。

政策调整的内在原因主要源于各方利益的较量。随着中国电商平台对各国本土经销商和零售商市场份额的侵蚀，这些受到影响的利益团体将积极促使政府通过征税手段来巩固自身的竞争力。

消费者尽管因为价格低廉而得到了实惠，但他们并不倾向于积极地为电商平台发声支持。与此同时，当地就业情况、企业的持续运营以及政府的税收收入，均无法从这一免税政策中直接受益——众多与本地利益相关的群体普遍持反对意见，这促使全球范围内的征税趋势愈发明显。

对于像Shein这样的企业来说，这种影响尤为根本。它们的“小批量快速响应”经营模式，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快速供应链体系。消费者下单后，产品在3至5天内完成生产，接着在1至2天内通过空运运往欧美市场，最后再经过3至4天的本地配送，整个流程始终保持在两周之内。

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接近零库存和极低的生产批量，若转而采用常规贸易方式提前储备货物，则会与服装行业追求的时尚特性以及快速周转的需求相悖——大家普遍知晓，零售业的资金流转速度直接影响到其经营效能。

取消免税政策后，Shein不仅难以承受高达54%的税率，而且调整供应链模式也显得十分困难，这使得公司遭遇了商业模式根本性的挑战。

广州番禺地区曾有一个被称作“Shein村”的产业集聚区，众多为Shein提供小批量、快速返单生产的工厂汇聚于此。这些工厂规模虽小，但行动迅速。然而，随着54%的关税政策实施，原本10美元的服装在终端市场上的售价飙升至15美元，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减少购买。在过去几个月中，该村的订单量也呈现下降趋势。

供应链转移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即便从越南发货，仍能享受小包免征关税的待遇。而美国的这一征税措施，仅是专门针对我国。

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搬迁一个工厂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转移整个供应链体系，涵盖众多相互关联的环节，其难度相当大。

许多人认为服装制造业技术要求不高，且将其迁至海外能显著降低成本，但这种观念并不全面。事实上，服装制造业不仅包括成品制作，其上游还涵盖了化工等原材料行业，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和运输网络都相当复杂。

尽管成衣制造过程在东南亚地区相对容易实现转移，然而，上游产业链的转移却面临重重困难，这是因为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尚未拥有健全的原材料供应体系。

除此之外，众多人士普遍觉得越南与印尼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然而，若将工作效率的差异考虑在内，在产出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它们的人工成本或许反而超过了我国。

真那么容易转移，美国早把越南的小包免税政策也取消了。

不同规模企业在应对策略上显现出差异。例如，Shein和Temu这类大型企业必须遵守相关法规，无论是Shein的自主经营模式，还是Temu的全托管模式，它们都必须按规定缴纳关税。

在这种情境下，中小卖家相较于大型企业，具备显著的优势：他们能够将产品拆分进行报关，比如将10美元的水杯拆分为杯体3美元、杯盖2美元以及设计服务5美元，而且这些服务项目在报关时无需缴纳关税。

因此，Temu最新推出的“半托管”服务模式，与之前的全面托管模式相较，其核心差异体现在卖家需自行处理中美两地的物流事宜，而平台则不介入清关和税务申报流程。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框架中，对于采用自营模式的跨境电商巨头来说，情况尤为严峻，他们所面临的合规费用不断上升。

如果欧洲和日本决定模仿美国的做法对关税进行审查，那么监管机构很可能会首先对Temu、Shein等大型企业进行稽查，而不是对众多中小卖家进行全面检查——这是因为中小卖家的数量众多，难以做到全面审查。

我们预计，这些行业领军企业将加快半托管服务的推广步伐，甚至可能实现全面平台化。以Shein著称的自营“小单快返”模式，未来或许将转变为辅助性的业务形态。

相比之下，Temu的转型更加敏捷，半托管模式已经成为主流。

关税成本的波动可能导致“积少成多”，进而引发跨境电商向平台化方向迅速转变。

关税环节的变动，如同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之而来的是跨境电商商业模式的全面重塑——这正是我们探讨关税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我们目前54%的关税政策体系之上的，然而关税的变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中美双方在后续的谈判中能够进一步降低税率，那么当前的困境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